纵观中国法制史，刑法在历代法律中都极端重要，新中国成立后，也经历了长时间“重刑轻民”，因此，刑事审判理念的变迁是法院审判理念变迁的典型缩影。喀旗法院的刑事审判制度随着新中国成立不断发展，经历“文革”倒退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完善，逐步扭转职权式诉讼模式，形成了以庭审为中心的诉讼制度，并坚持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，不断加强对被告人各项诉讼权益的保障力度。

      建国初期，刑事审判制度尚未形成体系，在参照苏联的基础上不断探索。1955年，随着旗人民检察院建立，喀喇沁旗审、检之间“分工配合、互相制约”的司法体制初步建立，然而随着1957年“反右”运动开展，和1966年文化大革命浪潮的兴起，法、检机关地位被强制削弱，比时，法院刑事庭工作人员仅剩1名。

      1979年，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职权主义审判方式。当时，喀旗法院已恢复正常审判工作，法官除开庭审理案件外，还承担收集、调查证据的职责，通过积极收集证据对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。1983年6月，为贯彻“从重从快一网打尽”的精神，公、检、法、司共抽调20余名干警组成4个联合办案组协同作战。1983—1984年,依法重判强奸、流氓、抢劫、重大盗窃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7人,占罪犯总数的23%。 

      1996年，刑事诉讼法修改，喀旗法院刑事案件审理理念发生四点转变，一是不再使用“人犯”称谓，将处于不同诉讼阶段的被追诉人分别称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，被害人法律地位由原来的诉讼参与人提升为诉讼当事人。二是强化公检法之间的职能分工，对不同程序的功能作出明晰划分，确立控审分离、控辩对抗、法官居中裁判的审判格局，控诉职能和审判职能分别由专门的诉讼主体承担。三是审理案件一律遵循无罪推定原则，即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，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。四是依法将律师介入诉讼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。

      此后，“依法治国”、“人权”概念先后写入宪法。喀旗法院不断强化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观念，依法增加刑事和解、未成年人犯罪等特别程序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旗法院大力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，贯彻罪刑法定、疑罪从无、证据裁判，大力推进庭审实质化，确保庭审在保护诉权、认定证据、查明事实、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，开展刑事速裁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，司法人权保障进一步加强。

      2019年，扫黑除恶斗争不断深入，喀旗法院坚持依法从重审理涉黑涉恶犯罪案件，在审理过程中严格保障被告人各项诉讼权利，强化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司法理念，认真听取控辩双方意见，严把案件事实关、证据关、程序关、法律适用关，既不人为拔高，也不降格处理。在量刑方面，坚持宽严相济，依据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具体地位、行为差异，判断其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，考量各被告人是否具有法定或酌定量刑情节，进行综合评价。此外，在不断追求罪责刑相适应的量刑基础上，喀旗法院依据涉黑涉恶被告人财产情况判处财产刑，在提高涉黑涉恶案件执结率，坚决打财断血的同时，最大限度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。